本文转自:惠州日报
鹤峰千年文脉映岭南
——历代文献的图像与文化叙事
白鹤峰东坡祠AI还原图。惠州日报AI媒体应用智能实验室绘图
1931年拍摄的白鹤峰东坡祠(实景图)。 严艺超翻拍
载于明代《三才图会》里的白鹤峰图。 严艺超翻拍
近现代惠州著名画家李长天《白鹤峰图》。 严艺超翻拍
在岭南东江与西枝江交汇处,一座海拔不足百米的孤峰静立千年。这座被命名为“白鹤峰”的弹丸之地,自北宋以来便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上的特殊坐标。当我们将明代《重校宋苏文忠公寓惠录》的白鹤峰图线条与民国李长天画作中的白鹤峰墨香氤氲相叠,当明代郭棐《岭海名胜记》的工整刻本与晚清《点石斋画报》的石印版画线条交织,白鹤峰的轮廓在文献的叠影中逐渐清晰——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山丘,更是中国士大夫精神在岭南的投射,是惠州文化与中原文明碰撞的实物,更是惠州文明向全国辐射的活态标本。
历代文献对白鹤峰的记载,构成了一部独特的“文化显影史”。从宋代诗文到明、清图景,再到民国影像及近现代画作,每种文献载体都带着时代特有的印记,当我们将这些图绘集合呈现,白鹤峰便不再只是惠州桥东的地理标志,而成为观察地方城市文化地理变迁的绝佳样本。
壹
宋代奠基
东坡寓惠与文化原点的确立
东坡入住白鹤峰新居当晚,写下“我卜我居,居非一朝”的诗句,使白鹤峰成为士大夫精神突围的象征。
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以“讥讪先帝”罪名被贬谪惠州。这位年近六旬的大文豪,在白鹤峰上筑屋而居,将人生的最后岁月托付给这座岭南孤峰。宋绍圣三年(1096)四月,东坡作《白鹤新居上梁文》,他这样描述白鹤峰:“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海山浮动而出没,仙圣飞腾而往来……”在东坡先生的笔下,白鹤峰孤高耸立,宛如鹤立鸡群。他在白鹤峰筑屋20余间,并在新居栽种荔枝、柑橘、茶树、松柏等。400多年后的明嘉靖五年(1526),一本《重校宋苏文忠公寓惠录》收录一张白鹤峰图,呈现东坡在白鹤峰建造的“德有邻堂”“思无邪斋”等建筑,这些细节又在100多年后黎遵指编纂的《苏文忠先生寓惠全集》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书中不仅收录苏轼白鹤峰诗词文章20多首,更附有《东坡先生寓惠年谱》,将白鹤峰定位为苏轼晚年思想的重要转折地。
东坡对白鹤峰的文化塑造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通过诗文创作将自然景观转化为文化意象,东坡入住白鹤峰新居当晚,写下“我卜我居,居非一朝”的诗句,使白鹤峰成为士大夫精神突围的象征;另一方面,他的建筑实践开创了岭南文人园林的先河,其新居“德有邻堂”的客厅名称就将“德不孤,必有邻”的儒家伦理注入空间设计,这种文化基因深刻影响了后世惠州士人的精神世界。白鹤峰在宋代的影响力已超越岭南。苏轼门人李之仪在《姑溪居士文集》中记载,当时“海内士人,言惠必及白鹤峰”。这种文化辐射力在明代的《岭海名胜记》中得到佐证,郭棐将白鹤峰与白云、西樵、罗浮等一起,列为岭海名胜,称其“峰峦秀拔,文气郁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文献对白鹤峰的记载多与苏轼直接相关,这种个人化书写模式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也为白鹤峰的文化建构奠定了基础。
贰
明代建构
方志传统与图像生产的双重奏
郭棐《岭海名胜记》以“地理志+文献集”的创新体例,将白鹤峰的景观描述与苏轼诗文、历代题咏并置,形成“景—文—史”的三维叙事结构。
明代是白鹤峰文化形象定型的关键时期。随着地方志编纂的兴盛,白鹤峰从文人私记进入官方叙事体系,这一时期,有《重校宋苏文忠公寓惠录》《岭海名胜记》《三才图会》《名山图》《寓惠录》《苏文忠先生寓惠全集》等多种文献史料呈现了白鹤峰图。郭棐《岭海名胜记》以“地理志+文献集”的创新体例,将白鹤峰的景观描述与苏轼诗文、历代题咏并置,形成“景—文—史”的三维叙事结构。这种书写模式在清代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中得到延续,该书以“白鹤峰”为名,新增《鹤峰记》专节,独立将惠州白鹤峰的地理坐标与岭南文化象征意义明确关联。图像生产在明代达到高潮。现存最早能反映惠州古城格局的《惠景全图》刻于明崇祯四年(1631),此图收录在《苏文忠先生寓惠全集》里,这幅由黎遵指监制的长卷地图,以东坡寓惠遗迹为线索,展开惠州府、县两城空间叙事。图中白鹤峰被置于东江及西枝江边,峰顶的东坡祠与山脚对岸的合江楼形成垂直轴线,这种空间布局暗合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更值得注意的是,地图中除白鹤峰外,还标注了“林婆酒”“嘉祐寺”“朝云墓”“六如亭”及东江对面水北的“公吃荔枝处”等苏迹,形成完整的文化地景网络,使白鹤峰从孤立的自然山丘转变为连续的文化地标。
目前最早刊登“白鹤峰图”的文献,是明嘉靖五年(1526)的《重校宋苏文忠公寓惠录》,里面收录了一张白鹤峰图,该图描绘的白鹤峰在归善县城东江边上,一条登山石阶蜿蜒而上,依次呈现了白鹤峰、德有邻堂、苏祠、思无邪斋、凭虚阁、珠池、墨沼、娱江亭等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图形跃然纸上,简单古朴,整个白鹤峰的地理位置却显得十分优越,与惠州府城相连的浮桥气势不凡。70年后,郭棐编著《岭海名胜记》也绘制白鹤峰图一幅,将白鹤峰列为岭南名胜。可见从明代起,惠州也特别注重借助东坡与白鹤峰的关系来提升当地的文化品位。
叁
清代深化
类书集成与地方认同的强化
民间信仰与官方叙事形成合力,使其文化影响力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诚如“白鹤峰之胜,不在峰而在文”一语所道破此峰的文化本质。
清代是白鹤峰文化积淀的丰收期。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学者开始对白鹤峰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整理。清康熙《惠州西湖志》《古今图书集成》《增补岭海名胜记》及《点石斋画报》等多种文献均描绘了白鹤峰图,近年出版的《惠州苏东坡祠艺文志》,收录从宋代至民国各地360多位文人墨客描写白鹤峰相关文章、诗词、碑记、楹联达600多篇(首),形成迄今较为完备的白鹤峰文献汇编。这种集成性工作不仅固化了白鹤峰的文化内涵,更通过官方类书的权威性,使其成为全国性的文化符号。
地方文献的编纂在清代达到新高度。学者陈兰芝的《增补岭海名胜记》整合了诗赋、碑刻等多种文体,成为集历史、地理、文化于一体的地方文献巨著。突破传统方志体例,以“山水—人文”双线结构展开叙述,将白鹤峰置于惠州山水体系的中心位置。该书特别收录了元、明两代重建、重修东坡祠堂的碑记,它与清代任应麟的《修惠州东坡祠记》等,详细记载了地方官员“购地扩基,重建堂庑”的过程,揭示出白鹤峰从文人私祀向公共文化空间转型的历史轨迹。这种转型在清代《粤东葺胜记》中得到进一步印证,更加突出白鹤峰“为惠州文脉所系,士人登科必往祭之”的历史地位,也印证了清代《惠州府志》中有关“东坡居惠后,邑人科第渐盛”的记载,显示其已深度融入地方社会生活。
清代文献对白鹤峰的书写也另外呈现出两个显著趋势:一是学术化,考据学派通过文献辨伪、史实考订,为白鹤峰构建了历史谱系;二是世俗化,随着科举文化的兴衰,白鹤峰逐渐被赋予“文运昌隆”的象征意义,这种民间信仰与官方叙事形成合力,使其文化影响力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诚如“白鹤峰之胜,不在峰而在文”一语所道破此峰的文化本质。
肆
民国转型
视觉革命与乡愁书写的交织
白鹤峰的文献记载呈现多元化特征。一方面,传统文献形态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新兴视觉媒介的介入带来叙事方式的革命。
民国时期,白鹤峰的文献记载呈现多元化特征。一方面,传统文献形态继续存在,如张友仁编纂的《惠州西湖志》仍沿用方志体例记载白鹤峰遗迹;另一方面,新兴视觉媒介的介入带来叙事方式的革命。清末《点石斋画报》刊载的《鹤峰纪胜图》,以透视法描绘白鹤峰建筑物,画面中游人如织、香火鼎盛,展现出现代性视角下的文化景观。这种视觉呈现与近代李长天国画《白鹤峰苏学士东坡旧址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以水墨写意手法渲染峰顶建筑物及山石古树,通过留白与皴擦传递出文人式的苍茫意境。
文献载体的变革在民国达到极致。其间,《广东名胜古迹》《北洋画报》等都曾刊出惠州“白鹤峰”图片及报道,采用照片与文字混排形式,系统介绍东坡祠建筑、苏轼手迹拓片及历代题咏。这种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使白鹤峰的文化传播突破精英圈层,进入大众视野。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美国、新加坡、韩国等地的专家学者,都曾到访白鹤峰,特别是日本森清太郎、村松梢风和美国的比尔·波特、艾朗诺等有关学者,在走访惠州白鹤峰东坡祠时提及对祠宇重建工程的评价,显示白鹤峰已引起国际学界关注,可以说:“白鹤峰见证了惠州文化向外拓展的完整历程,其价值不在罗浮、西湖之下。”
伍
文献互证
白鹤峰影响力的多维透视
历时性演变与共时性传播相结合,使白鹤峰的影响力突破地理限制,成为全国性的文化符号。
通过对历代文献的梳理,白鹤峰的文化影响力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轨迹:宋代奠基期以个人书写为主,形成文化原点;明代建构期通过方志与图像生产,完成从自然山丘到文化地标的转型;清代深化期借助类书集成与地方认同,实现文化内涵的丰富与扩散;民国转型期在视觉革命与乡愁书写中,获得现代性重生。这种历时性演变与共时性传播相结合,使白鹤峰的影响力突破地理限制,成为全国性的文化符号。
惠州白鹤峰不断被外地文献以图文形式记载,彰显了白鹤峰对外传播的重要历史地位。从其地域性文化构建来看,明代《岭海名胜记》收录的《鹤峰记》首次明确惠州白鹤峰的文化地标地位,是研究苏轼岭南的核心史料;《古今图书集成》在清末通过点石斋书局翻印后,成为传统士人吸收新知的桥梁,进一步扩大了白鹤峰在全国的影响力;近代传媒转型中的《点石斋画报》,以石印技术实现图文批量传播,内容涵盖时政新闻、民俗奇谈等,开启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先河,为后世研究晚清社会提供了直观的视觉史料。而《粤东葺胜记》《广东名胜史迹》等可以说是旅游文化塑造本,除系统梳理广东各地祠庙、园林与山水胜迹,推动清代广东旅游业发展外,书中对各地湖山景点描述的记载,为今日岭南文旅IP打造提供了历史叙事依据。
结语
文献长河中的永恒之峰
它让一座山峰从一处文人旧居,升华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地标。
当我们在数字时代回望白鹤峰的历代古籍文献,那些手绘图、木刻版画、水墨画及各类影像、照片,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文化史诗。每种文献形态都是时代精神的投射,每个书写者亦是文化传承者。白鹤峰之所以能在千年间持续吸引文人墨客的目光,不仅仅因为有东坡旧居(东坡祠),更因为有那种士大夫在逆境中坚守的精神高度,使其成为中原文明在岭南开花的包容胸怀和中华文化在传承中创新的永恒动力。
本文所述历代文献所见的白鹤峰图,不是简单的地理描绘,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精神与哲学意涵,是文人墨客表达情感、寄托理想、诠释宇宙观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传承的象征,它让一座山峰从一处文人旧居,升华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地标。
今天,当我们翻开文献中那些泛黄的页册,白鹤峰的轮廓依然清晰如昨。它提醒我们:文化的影响力不在于山川的险峻,而在于精神的厚重;不在于建筑的宏伟,而在于书写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构建“守此峰以存国粹”的愿景,使白鹤峰早已超越地理概念,成为惠州文明向全国生长的永恒见证。
作者
钟雪平
惠州市博物馆馆长
主编说
严艺超
这篇文章以“图像证史”为方法,精妙梳理了一座山峰如何在东坡文化的濡染下,通过历代文献的层累书写,从自然景观升华为文化地标与精神符号。它超越了地方史叙述,深刻揭示了文化记忆的建构机制、文人精神的地理投射,以及地方认同在时间中不断被强化与重塑的过程,兼具艺术史、文化地理学与集体记忆研究的交叉视野。
